社保挂靠代缴为何屡禁不止？

dingyan1314

​​辞职后的空窗期，一菲首先考虑的不是申领失业保险金，而是急着找机构“代缴”社保。

2022年夏天，在北京某互联网企业工作了一年半的她提交了辞职信。离职后，她计划用半年的时间休息放松，再学些新技能，为之后变换工作赛道做准备。然而，刚歇了不到一周，一菲就陷入了焦虑——她的北京社保断缴了。

按照北京市政策，非北京户籍人员要想获得买车、买房资格，需要连续缴纳5年社保，且无法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行缴纳社保。对来自东北的一菲来说，这意味着，社保一旦断缴，她此前已有连续缴纳2年6个月的记录，可能因为短暂离职断缴就前功尽弃。

最终，一菲通过朋友、同事先容，找到了一家社保代缴中介，将自己的劳动关系“挂靠”在了一家陌生企业名下。“我每个月给对方一万多元，它帮我缴纳五险一金，每月发我六千多元的工资。”

一菲的经历并非孤例。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关键词“社保代缴”，相关中介广告充斥了整个页面。尤其在部分大城市，“社保代缴”已经成为一条地下灰色产业链。

事实上，这样的社保“代缴”行为本质上是虚构劳动关系，属于违规行为。2022年3月起施行的《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明确将社保代缴列入“骗保”范畴，违者可能面临最高5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而且，由于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劳动者的相关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多地人社部门发文提醒，通过“挂靠”代缴等手段缴纳社保可能面临代缴企业卷款跑路，个人财产受损、信息泄露、影响个人征信等多重风险。

然而，高压监管下，这一灰色市场依然活跃。一家代缴机构负责人透露，仅2023年上半年，其企业就为超过2000名客户办理了社保代缴，其中80%是北上广深的离职者。明知有风险，为何仍要铤而走险？

选择“挂靠”代缴社保，背后包含了诸多无奈。在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社保缴纳的年限和金额，往往与购房、买车、落户、子女教育等资格挂钩。比如，除了上文提到的北京要求，在上海想要购买一辆新能源汽车，对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来沪人员，需要连续缴纳36个月的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社保缴纳中断会影响资格，无法通过补缴恢复资格。

我国缴纳社保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所在单位缴纳，还有一种是以个人身份缴纳。对于以个人身份参保，如果是本地户籍，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在户籍地参保。障碍主要出现在拥有外地户籍的人员参保上。

目前，尽管我国多地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的户籍限制，但在个别超大城市，对拥有外地户籍个人参保仍保留了较高门槛。比如，北京的个人参保，只对本地户籍开放；广州要求“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在我省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满10年”……这样的要求还是会将很多人挡在门外，这就导致了社保挂靠代缴现象的流行。

近年来，全国各地开始大力整治社保挂靠代缴乱象，很多网上公开的挂靠渠道也随之被取消。但是，社保挂靠代缴渠道不能简单取缔了之，市场上的大量需求更值得被看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占总劳动人口的26%。当零工经济、自由职业成为新常态，在大力打击社保挂靠代缴乱象之后，如何提供合法渠道，满足大量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纳需求，已经成为当下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

“当前我国发展存在地区不平衡，一线城市面临着‘大城市病’，如果直接取消户籍限制，社保的转移接续、社保基金的跨地区调剂，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失衡等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薛惠元看来，全面放开参保的户籍限制是大势所趋，可以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逐步实现的方式。

2021年7月，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养老、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提出个别超大型城市难以一步实现的，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放开。据统计，上海、广东、深圳、安徽、河南、浙江、江苏等多地陆续发布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保的政策。

薛惠元还建议，尽快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收统支，同时完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信息系统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社会保险全国联网、跨省“一网通办”，以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便捷性。

“灵活就业者的规模不断扩大，该群体就业方式灵活、准入门槛低、收入不稳定、工作地点变动频繁。”薛惠元表示，可以适当降低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的费率和缴费基数，减轻该群体的缴费负担，提高其参保积极性。

除此之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楠看来，医保、生育险有连续缴费要求是合理的，但买房、买车等要求连续缴费不尽合理。他建议，一些资质规定（如买房买车）可不再强调社保连续缴纳年限，而是以累计缴纳年限为准。这样可以减轻灵活就业人员的压力，让他们在就业选择上更加自由。

“很多断缴社会保险费的人，并非主观上选择断缴，而是由于失业后客观上无法通过企业参保。”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认为，将普通市民享有的一些权益与失业人员缴费情况绑定，会让失业人员承受更多的利益损失，形同“雪上加霜”。

“对于将失业人员的社保缴费状况与其申请子女上学、落户、买车、购房等之间挂钩并予以限制，不仅不合理，也缺乏法律依据。这种带有社会歧视性质的一些地方政策应当被逐渐取缔。”金维刚说道。

（应采访对象要求，一菲为化名）